1949年未随蒋去台的孙中山长子:三任广州城父,晚年漂泊又归乡
广东香山县翠亨村,离海不远。村口有一棵老榕树,据老人说,那是孙科小时候常蹲在树根玩弹珠的地方。1891年的冬天,他就在这里出生,母亲卢慕贞是典型的大户人家闺秀,说话轻声细气,写得一手好小楷。可惜婚姻并不顺遂——孙中山那时已经满脑子都是推翻清廷的事,很少回家。
有人还记得,小科五六岁时就被送到伯父孙眉那里住。他伯父做过南洋生意,一度很阔气,还请了个会讲英文的塾师教他ABCD。据村里老先生回忆,那时候的小科总背着个破皮书包跑来跑去,有次掉进水沟,全身湿透,也舍不得丢书本。
等到十几岁,他已经能用英文跟外国传教士聊天气了。这不是夸张——孙中山曾特地寄来一箱厚厚的英文原著,让他每天念上几个小时。《圣经》、莎士比亚、还有一本《西方政治制度史》,都被翻得卷了边。有学者后来分析,这种早期训练,让他日后处理国际事务时反应比较快,但也让他更倾向于制度化思维,而不是江湖派系那套人情往来。
17岁那年,命运拐了一道弯——伯父生意失败,他差点辍学,只能靠帮商号记账换饭钱。当时同盟会在南洋招募年轻人,他通过关系加入,还替他们传递文件。有一次从香港带信到澳门,被巡捕盘问半天才脱身,这事后来成了他茶余饭后的“险些坐牢”笑谈。
再之后,是留美经历。在袁世凯资助下(这段缘分颇微妙),他去了加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。在旧金山的一场华侨聚会上认识陈淑英,一个温婉却有主见的女子,会自己开车去买菜,也敢和男同学争辩中国未来该走哪条路。他们1917年结婚,同年底回国,本想大展拳脚,却正赶上军阀混战、政局如棋盘般翻覆的时候。
广州对他的意义特别大。他三次担任市长,不只是修马路铺电线那么简单。当年的“公安局”和“公用局”,就是在他的推动下建立起来,用今天的话说,是现代城市管理体系雏形。有档案显示,他甚至亲自参与制定垃圾收运路线图,把当时全城分成若干片区,每周固定时间清理,这套方法沿用了好多年才被更新。一位当年的市政工程师晚年提起,“孙市长穿白西装站工地,看着像拍照,其实真盯细节。”
然而他的政治立场一直飘忽,在蒋介石与其他派系之间左右试探。一方面参加国民政府高层会议,一方面又暗暗支持过反蒋行动。这种摇摆,使得1949年底局势逆转后,他没有直接跟随蒋撤退台湾,而是先去了香港。但香港生活并不安稳,各方势力都盯着这个特殊身份的人物,有朋友劝:“你还是走吧。”于是1950年代初,他们夫妇移居美国洛杉矶郊区的一栋小屋里度日,全靠儿女接济维持生活费,据邻居描述,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,不怎么出门社交。
有趣的是,美国时期他养成一个习惯:每天早晨必泡功夫茶,用的是从唐人街买来的铁观音。他说这是唯一能让自己闻到家的味道。有一年春节,他们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腊肠和咸鱼,那天晚上陈淑英煮了一锅腊味饭,两个人边吃边沉默很久,都没动筷第二碗——怕吃完就没了味道可留念。
1965年10月,经多方协调,他们终于踏上归途。据知情者讲,下船那刻,已七十多岁的孙科看着码头上的旗帜发呆,好像要把这些颜色刻进眼睛。从此定居北京,很少公开露面,只偶尔参加一些纪念活动。据北京某胡同里的老人回忆,“老先生爱遛弯儿,不坐车,就慢慢走。”冬天戴顶灰呢帽,看见孩子会停下来摸摸头,说一句粤语:“要读书啊。”
至于感情这一块,与同时代不少风流人物不同,从娶陈淑英起便始终如一,没有外室绯闻流出。在那个圈子里算稀罕事。同为“四大公子”的张学良也曾感叹过:“阿科这点,比我强太多。”这句话是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出的,当时只有寥寥几位旧友听见,如今已无人能证实真假,但听起来倒挺符合两人的性格差异。
翠亨村现在还有老人提起,当初送行那天,全村出来站在路两旁,有个小孩喊了一句:“阿哥返嚟啦!”声音穿过几十年的风沙,到底有没有落进他的耳朵,就不好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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